若大人无至诚，则不能生万物。

（《老子》第八章）上善如水，居则处人之下，思则深厚渊博，处世利于万物，言语因时而至，治政为而无为，办事无私周到，行为选择时机。道，表现在主体性情上是复性。

简言之，必须如水那样，谦退、深弘、博爱，适时而动，适性而为，无私无偏，这就是上善的价值原则。推己及人，是仁者之心。苏澈《老子解》认为抱一就是复性。世俗所标榜的德本质上就是下德，这才是老子批判的对象。这一时期大道毁颓，诸侯逐鹿，争城掠地，民不聊生。

在理论逻辑上，老子从道德人心的角度，企图救赎异化的人性。上善，就是至善的道德。一旦时机出现，就会有百蛮贡职，夷狄皆进至其爵[31]的场景，此即太平之世。

王者与霸者、安者、危者、亡者这四类人的区别，在于他的爱有没有绝对的边际。面对夷狄的无已之诈，王者以仁义治天下就是对夷狄施以厚利，这就势必带来中国自身物力财力的长久损耗。其所好者，设而勿用，仁义以服之也。学人基本认同这样一种观点：何休衰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说法，以董仲舒《春秋繁露·楚庄王》中的三等说为雏形，后者是前者的逻辑起点（参看姜广辉主编《中国经学思想史》第二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427~429页）。

[25] 关于董仲舒与三世异治说之间的关系，在此需进行厘定。而上述指斥则说明，华夏的价值规范很难直接适用于夷狄。

《论语·子路》：樊迟问仁。如果以厚利怀夷就是畜仁义，那么内治上的反理以正身，外治上的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43]，就会相应地要求限制国人获利、纵容外人索取的制度与之配套。但是，在经验世界内部洞察天所透露的讯息，也只是身居华夏的帝王之职事。孟子则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四、神圣还是世俗？——论形塑天下的两难 事实上，身居华夏的学者，对四夷性情、习俗的指斥俯拾皆是。再如，扬雄：外国天性忿鸷，形容魁健，负力怙气，难化以善，易隶以恶，其强难诎，其和难得。[34]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俞序》，第160页。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157~158页。

[7]王充《论衡·宣汉》指出儒者谓汉不太平者，汉无圣帝也，又同书《须颂》：儒者谓汉无圣帝，治化未太平。故曰：天覆无外，地载兼爱，风行令而一其威，雨布施而均其德。

而夷狄殊俗之国……举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10]又：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

王充的这一说法虽然务实，但并非其时的主流。王者资格的确立，不是自己可以宣布的，而是需要在确立过程中使身边的华夏之人感受其爱意，在公共性的评判中被认肯。四统者俱而天下归之，夫是之谓能群。所谓帝国之路，即通过征服不断增加累积性收益，通过不断进攻以实现防御，以及通过施加威胁使他者屈从。今参阅林氏的相关研究发现，司马迁在这一问题中扮演关键角色。这为接下来在华夷真正面对面交往中治理夷狄之大恶创造了条件。

世俗的君主（帝王）可以通过在群中安顿天下之人而成就其王者身份，而安顿天下之人正是王者之文德的体现。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

华夷之别通过王者教化这一事件，被确立为一种主体性标识，由此构造天下内部的新型关系形态，即融洽的人我关系。他首先诉诸伦理、规范，以圣人法天而立道道之大原出于天[55]继承、强化了先秦儒家对于天的敬奉，继而以天阐述仁义价值之合法性，天之为人性命，使行仁义而羞可耻，非若鸟兽然，苟为生，苟为利而已[56]。

正如一位阐述天下体系的学者所言，‘天下所认定的世界是个在概念上已经完成的世界，是个已经完成了它的完整性结构的世界，它承诺了世界的先验完整性。[3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诸侯》，第305页。

《春秋繁露·楚庄王》：《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无怪乎有的学者提出了中国形态的‘文明帝国主义的说法，并质问：中国人是否那么‘儒家？[66]而今日阐述王道政治，试图重张天下主义的学者，就不免遭到这样的追问：如果没有霸道，王道可能实现吗？[67] 五、无外的天下：一个通过交往而不断塑造的生存空间 综合前文所述董仲舒的方案可以发现，董仲舒试图撷取神圣性与世俗性这两个截然对立的价值来平衡华夷关系，保证中国安宁，营造天下太平的局面。这些教条，本是《春秋》所记载的事理。上述交往机制不仅未加反思地将华夏作为裁决者，而且失于后见之明。

对董仲舒来说，天下的和平比物质利益更为重要。[8] 黄晖：《论衡校释》，刘盼遂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815页、849页。

[49]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郊义》，第396页。[43]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仁义法》，第248页。

如此形塑的天下，才能够克服帝国式的暴力治理与扩张。这样一种形塑天下的方式，会摆脱对某个现成之物（比如神圣之天、金钱）的依赖，在神圣与世俗之间适时、持久地进行习俗的移易、身份的重构、价值的生成、关系的更新以及秩序的打造。

道不能正直而方，则德不能匡运周遍。真正意义上的王者，要常以爱利天下为意，以安乐一世为事[6]。[6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循天之道》，第449页、450页。所谓仁义并不适用于匈奴，汉王朝只能以金钱维持华夷关系，并且通过质其爱子以牵制匈奴云云，都与王者教化的思想相去甚远。

如果说商鞅曾经为秦帝国的形成注入强劲动力，那么反思秦政、强调更化的汉儒董仲舒，在把大一统专制政治的方向与内容，加以彻底的转换[60]时，就不应忽略商鞅的这一重要反调。参看强世功《天下一家 vs.世界帝国：深度全球化与全球治理的未来》，《东方学刊》2021年04期。

善生人养人者人亲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显设人者人乐之，善藩饰人者人荣之。但基于这种能力而产生的观感、好恶，常常是不一致的。

注释： [1]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郊语》，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95页。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275页。